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30期
文 | 本报记者 徐梅 北京
编辑 | 孙玲玉
全文约6568字，仔细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李元伟 摄/记者 梁晨
9月8日晚，中国男篮结束了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不敌尼日利亚队，在本届世界杯上仅排名第24位。这是中国男篮自1978年以来世界杯最差战绩，直接丢掉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而明年6月的世预赛出线希望渺茫，大概率无缘奥运会，此举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男篮世界杯这个结果谁也没有想到，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和欧美球队的差距很大，但在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情况下，大家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看到易建联在与尼日利亚队的比赛最后那双不甘的眼神，心里很难过。这样的结果如果发生在我们那个时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能体会姚明在比赛期间和赛后所承受的压力。”
说这话的人，是前中国篮球主管李元伟。2003年6月，他被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篮球管理中心主任。其前任辛兰成下台的直接原因是男篮国家队成绩不佳——中国男篮先是在2002年世锦赛上1胜7负，排名第12位，随后又在釜山亚运会男篮决赛中加时负于韩国队。
李元伟本人在2006年夏秋两季，也曾因国家男女篮在世锦赛上的表现低于预期而遭到社会和球迷的批评和质疑，极度郁闷之时，他甚至考虑过辞职。“亚运会是小考，世锦赛是中考，奥运会是大考。”每次考完，都会有一批人被“辞退”。“在奥运会上表现不好，就会被一票否决，没有商量的余地。”
姚明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李元伟十分敬重。“李元伟给中国篮球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的未来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他在任的五年，可能大家看到的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但其实，这些都是思想上的变化。”
“我也很喜欢姚明，他聪明、谦虚，想为中国篮球做点事情。”9月8日凌晨3点左右，他心神不宁，给姚明发微信，“败局已定，大局在，要痛定思痛，砥砺前行！”
“中国男篮与世界强队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人民和领导对男篮寄予厚望，姚明必须想办法弥合这巨大期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必须组建一支突击队，全力以赴寻找解决办法。”李元伟沉吟片刻，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修补可能行不通，姚明必须抓紧重新开始，如果再发生一两次，他的处境就和我们一样艰难了。”
奥运村里的红眼病
姚明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中考压力”的项目负责人，临近的2020东京奥运大考让中国体育更加功利化。今年初当选中国羽协主席的张军表示，当务之急是争取东京奥运会五金。为此，羽超联赛计划暂停比赛一年。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也做出了周密的安排。国乒似乎迎来了最好的日子，然而，为备战东京奥运会，乒超联赛自2018年起就拒绝外援加盟。就在中国女排11连胜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当天，中国排协正式公布了2019-2020女排超级联赛修改后的赛程，赛程压缩至仅剩两个半月。 朱婷也结束海外之旅，加盟天津女排，备战东京奥运会……
“国家队生病了，联赛也要采取措施，我特别反对这种做法。”但“上面的命令很难违抗。”2006年8月，李元伟接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电话，“局长在电话里明确告诉我，‘为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你们要缩短联赛，给国家队留出更多的备战时间。’”
这一通电话，打乱了CBA联赛深化改革的一揽子计划。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男篮绝境逢生，战胜塞黑，闯入八强。站在场边的李元伟对记者说：“中国篮球改革需要这场胜利！”雅典奥运会后，CBA职业联赛顺利启动，男篮告别十年之久的甲A联赛，由升降级制改为准入制，2005-2006年成为中国男篮职业化元年。
改革之初，赛程缩短不仅直接带来经济损失，也让联赛改革举措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受到社会各界质疑。姚明当时就公开表示反对，“联赛缩短后，国家队短期内可能会得到一些帮助，但这是以牺牲中国篮球发展的基础为代价的。联赛缩短必然会削弱联赛水平，而联赛水平决定了国家队的水平。”
时任中国队主教练的约纳斯也表达了自己的不解，“他认为长期闭门训练只会扼杀球员的热情，和欧美强队比赛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他们在联赛里打球，哪有时间和我们国家队一起练球？”
球迷们的愤怒在网络上蔓延，纷纷留言：“李元伟应该被解雇！李元伟和闫世铎有什么区别？”媒体报道的标题更是让他感到难受——“2008年压缩联赛，李元伟豪赌”。
李元伟2010年出版了回忆录，坦诚而坦率，这位中国体育官员中坚定的“市场派”在书中充分阐述了他的体育观。
在回忆录《李元伟的篮球之旅》中，李元伟充分阐述了自己对职业体育的认识。“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是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为中心，这就决定了篮球只能是竞技篮球，它的价值取向很简单，就是为国争光……但现代篮球的内涵显然不只是竞技篮球，还包括娱乐篮球、财富篮球、文化篮球等属性。”他表示，自己从2004年参观NBA以来，就有了初步的了解，认清这一点后，就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职业篮球该怎么发展？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走深化改革的道路，这样才能提高中国篮球的整体水平，而不是用过程中出现的局部问题去否定大方向。”
“如果我们只想要结果，这与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想法有何不同？”
2004年雅典奥运会，他以项目中心主任的身份，首次带队参加“高考”。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按照一贯的习惯，放弃了组委会安排的五星级酒店，和运动队一起住在设施简陋的奥运村里。每天早上的团会上，各中心负责人像“连长”一样聚集在总指挥的指挥下。“袁伟民是个专家，领导很严厉，在团会上批评人，毫不留情。”
时任田径中心主任的罗超毅压力大到在汇报工作时甚至一度落泪。雅典奥运会最后一天，刘翔和杏慧娜连夺两枚金牌，罗主任一下子从地狱来到了天堂。“据说罗主任高兴得凌晨两点就去敲团部门。”李元伟笑称，这件事情应该有些夸张，但他深切感受到了高压。“那段时间，女篮进不了八强，男篮也过得不好，我感觉自己就像上气不接下气，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脑袋整天都发晕，眼睛红红的，像得了结膜炎一样。”
雅典奥运会后，李元伟问男篮战胜塞黑的功臣之一杜锋，“竞技体育带给你们运动员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杜锋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共同经历奥运的高压，让中锋和运动员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杜锋问李元伟：“你呢？”
“我说我的感觉是‘极度喜悦又极度悲伤，像天堂又像地狱！’”他没有告诉身边的年轻人，其实他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当一个大球的头儿真难。
“我曾在总局领导面前讲过，我们很认真地学习了我们传统优势项目的经验——什么缩短战线、确保重点、长期强化训练、三个服从一个大原则等等。但这些在个人、技巧、技巧性强的项目中得到验证的成功经验，并不符合三大球的特点和规律，如果生搬硬套，那就不合常规，强行让脚适应鞋子了。”
对于体育运动的复杂程度，名言警句姚明曾说过：“最简单的运动是你练习的运动，最复杂的运动是你什么都不练习的运动。”李元伟称赞这一总结非常明智。
各大球类运动的长期实力，也需要健康的生态系统支撑。国家队、联赛、青训体系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又相对独立，任何一个体系的状况，都可能对项目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单项的、小众的、非对抗性的项目，可能只要把国家队体系做好，就能拿够金牌，就算联赛没那么好，青训规模也不需要很大就能过得去。但三大球类运动却不是这样，三大球类运动的生存发展，必须依靠这三个体系健全、均衡、协调发展，才有竞争实力，否则，即便短时间内取得一些好成绩，也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
“鉴于2008年奥运会临近，任务重、紧迫。我当时的工作思路是加快发展、突出重点、兼顾当前和长远，抓好国家队建设、联赛改革和篮球文化建设，办好全国业余篮球公开赛。在青训、校园篮球等方面，尽量保持原有的体制和架构。希望为中国篮球下一步的发展探索出一些有益的经验。”1997年，李元伟以副主任身份参与筹建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工作两年半后，他调入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任主任。当他重返篮球管理中心专职工作时，已经55岁了。“我上任时就想得很清楚，只做头三年的事情，因为后两年离北京奥运会和我的退休期限很近，几乎没有什么大举措的余地。”
2007年，李元伟与时任中国男篮主教练乔纳斯
“洋务运动”与篮球运动的兴起
注重成绩的竞技体育如此残酷，但李元伟并不认同彻底否定竞技价值、只考虑市场价值的观点。“竞技属性依然是奥运项目的根本属性，国家队建设和成绩是项目发展的龙头，也是项目负责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李元伟在任五年间参加了11次考试，“两次大考、两次中考、七次小考，其间经历了许多惊险和曲折……总局一些领导总觉得我对国家队不够投入。其实，我一直把国家队建设当成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能做的就是选对人，信任他们。每当奥运会临近，我都会提前几个月把工作全部移交给国家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队伍建设中去。”
凭借着努力和一点点运气，他顺利通过了大大小小的11次考验。这使他抓住了雅典和北京奥运会之间国家队成绩所获得的宝贵发展空间和社会环境，大力推动职业联赛改革。在他退役时，CBA联赛的市场估值已达2.4亿至3.7亿美元，以均衡健康的发展态势，超越了不断被负面新闻困扰的足球和只有女排国家队成绩的排球。
李元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任期间，很多事情都引发了争议，聘请外籍教练大概是持续时间最长、争议最大的一个。尽管如此，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是打开中国篮球大门、接轨国际、迅速融入世界篮球发展潮流的必经过程。我迟早要离开，早走总比晚走好。”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男篮在主教练美国人哈里斯和执行教练立陶宛人约纳斯的带领下打进了八强。北京奥运周期，约纳斯继续担任男篮主教练，女篮主教练也是澳大利亚籍外教马赫。虽然合作过程充满曲折，但两位外籍教练在北京奥运会上还是率队完成了任务。中国男篮进入八强，中国女篮挺进四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男篮和女篮在国际篮联公布的最新排名中分别位列第10和第6，均创历史最好成绩。
“聘请外籍教练是提高国家队竞争力和中国篮球水平的有效途径。虽然我们有一批优秀的本土教练，但从能力上讲，他们还没有达到世界级篮球教练的水平。”
在李元伟心里，引进国外专业教练，是打破中国篮球封闭性、“解放思想”的重要实践。在他执掌中国篮球的5年时间里，中国篮协先后聘请了12位外籍教练（包括技战术、体能、康复、智力等多个领域）。曾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的李元伟，把学术研究的开放思维引入到相对封闭的篮球领域。“我被誉为著名的‘西化派’，很希望篮球人能从专业的角度去总结这段历史，比赛成绩的突破只是暂时的，只有观念的更新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当时我压力很大，面对分歧和强烈的质疑，我想清楚了三件事：为什么要请外籍教练？没有外籍教练能行吗？这两个外籍教练适合中国队吗？再这样下去，2008年奥运会还有希望吗？”他拍拍沙发扶手，“我想清楚了，不管压力有多大，我都会支持外籍教练到底！”
2006年9月22日，中国女篮在巴西圣保罗世锦赛上仅获第12名，追平了世锦赛历史最差战绩。虽然一个月前的男篮世锦赛上，王仕鹏的终场远投三分球将中国男篮送入16强，但总局领导、舆论乃至篮管中心都对当时带队男女篮的两位洋基主教练约纳斯和马赫充满质疑。
虽然当时李元伟看到了球队在两位外籍教练的指导下的变化和进步，“但竞技体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在结果面前，他感觉非常被动，甚至想过辞职。
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极度阴郁”的心情——“男篮世锦赛之后，我的情况明显恶化，女篮的失利更加剧了这种状况。总局领导对男篮的表现十分不满，对约纳斯形成了不利的看法和评价……总局领导重申了缩编联赛的意见，耐人寻味；包括中锋在内的篮坛内部的“反约纳斯”之风尤为激烈，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呼应、从内而外的协同。这一波浪潮之猛烈，超出了我的预料，所以我必须进一步审时度势，寻找相应的策略。可惜，判断之后，我觉得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望，做好退却的准备。”
2007年底，是否更换中国女篮主教练马贺的问题在篮管中心闹得沸沸扬扬。“上面给我施压，要换掉外教，两个外教至少要换一个。总局领导找我谈了好几次。最后我说，我就问一个问题：‘2008年奥运会中国男女篮的成绩，谁来负责？如果是中心负责，希望领导听听我们的意见。如果是总局负责，你说换谁，马上换谁！’”
“我并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从不妥协”，李元伟笑道，“我其实就是在不断妥协，不妥协的话，就坚持不下去。”他收起笑容，认真地说道，“对于我来说，我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是哪个层面的问题，妥协的话，是全盘皆输还是局部失利。该坚持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他提到，中国男足在北京奥运会临近时，用殷铁生换下了杜毅，而国奥队在混乱的小组赛中一场未赢就被淘汰出局。“让步是有后果的，没有人会替你承担后果。”
李元伟卸任后，中国篮球在外籍教练的使用上也经历了起伏。“洋教练真的不能随便来，要用好洋教练，需要配上好的团队，当时换了那么多人……”在李元伟看来，执行力、配合度的问题，不应该成为阻碍中国篮球开放的理由。
“长期使用洋教练，对中国教练的培养是一场灾难，会打击中国教练的信心。如果外国人占据奥运会这么大的舞台，对中国教练的培养会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李元伟听到了一位篮球老将的批评。“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我们必须面对中国教练员匮乏的现状。如果本土教练员还没有准备好就被推到前台，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灾难。”
“随时准备下课”
2017年2月，在国家体育总局对面的天坛宾馆四楼，姚明全票当选中国篮协新一届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李颖川称姚明当选是“体育产业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两个月后，篮球管理中心业务职责正式移交给以姚明为首的中国篮协，首次实行“协会实体”。
更具历史意义的时刻发生在2017年6月30日，CBA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篮协和篮管中心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CBA（此前篮协和篮管中心持有CBA 30%股份，20家俱乐部持有70%），自此CBA真正实现了俱乐部化。
十年前，李元伟就公开了自己成立股份公司的计划。“有人觉得我退役前只是在做文章，其实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他预见到退役后，要实施“北极星计划”让联赛更好，会很难。“但我还是想把我们完整的理念和路径分享出来，让更多关心篮球的人，能够开阔视野和思路，有更多选择。”
这个2004年提出、2005年起实施的超前规划，原计划用十年时间，完成“能力建设、股份制运作、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把CBA打造成亚洲最好的联赛，并向世界一流职业篮球联赛迈进”。虽然最终股份制运作比原计划晚了6年才实施，但北极星的光芒终于穿透重重阻碍，照耀了全场。
“协会的主体方向是正确的。”李元伟称赞姚明两年来积极改革，成绩斐然，“新篮协实现了平稳过渡，社会各界对篮球事业的未来寄予厚望。”
2019年9月8日，广东广州，男篮世界杯，中国73-86不敌尼日利亚，易建联、姚明面色黯淡
“男篮的失利肯定是一个重大挫折”，蜜月期已经结束，球队队长在压力重重的环境下主持工作必须保持冷静。“除了要解决男篮国家队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新篮协还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改革任务——如何实现篮协工作网络的立体覆盖，有效推进地方篮协建设，推动篮协专业委员会职能发挥？如何克服工作中的行政化倾向，学会以社区化、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推进工作？如何进一步加强管理队伍建设，转变工作作风，更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等，都是篮球管理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
“不同的阶段，需要面对不同的情况，处理不同的问题。在我那个年代，篮球就是武林的世界！”李元伟解释道，“江湖”并不是贬义，而是指“各种利益纠葛的局面，那些人情世故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利益牵扯，很多人不按套路来，很多人想混进去，很多人不用正常的手段去处理这些事情。光有理想主义是不够的，有立场更是不够的……”
“不只是篮球，任何行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自成一体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来了，要抓住重点。我当时最看重的，就是篮球事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为此，无论出现什么阻碍，我都能将其排除。人们觉得我很温和，我从来没为难过任何人，但我对自己做的事情，一点都不含糊！”
著名体育记者、评论员徐济成曾深度参与李元伟推动的篮球改革，他曾说：“李元伟应该成为中国体育的柳传志、张瑞敏，CBA应该在10年前就成为中国体育的第一品牌。”这两个“应该”背后，隐藏着各种阻碍带来的必然掣肘和遗憾。2009年1月，李元伟辞去篮球管理中心主任一职，“我在任的5年里，随时都有离开的准备。”
（实习记者杜鹏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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