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聚焦:日本队世界杯表现、足球发展历史与麻原彰晃死刑始末

北京时间7月3日凌晨,日本队与比利时队在俄罗斯世界杯1/8决赛中相遇。日本队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连输三球,距离世界杯八强仅一步之遥。虽然日本队未能赢得比赛,但其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以及赛后打扫更衣室、留下俄文“谢谢”字条的礼貌行为赢得了各方掌声。同样受到外界关注的,是日本球迷在赛前看台上展开的巨幅《足球小将》助威横幅。

虽然日本队输掉了比赛,但考虑到对手是目前世界排名第四、人才济济的比利时队,日本队在赛场上展现出的表现水平足以让亚洲球迷大吃一惊。很大程度上,《足球小将》漫画的火爆,既推动了日本足球的崛起,也见证了日本足球的崛起。凭借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日本稳步实现了原本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百年足球计划,也拉开了中日足球之间的差距。

东京时间7月6日,奥姆真理教前教主、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主谋麻原彰晃被处决。奥姆真理教成立于1984年,最高峰时在日本拥有超过1.5万名信徒。最初它是一个混合瑜伽、藏传佛教和基督教的新型邪教,宣扬世界末日思想。后来,奥姆真理教被指控参与了15起以上犯罪事件,其中包括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该事件造成13人死亡(一说12人),至少5800人受伤。随着幕后主谋被处决,奥姆真理教的阴影似乎消散了。但这个邪教如何能吸引如此多的追随者——尤其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并促使他们发动反社会的滥杀无辜的罪行,仍值得深思。

《足球小将》加油旗背后:37年日本足球如何反弹?

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日本队以一球之差惜败于比利时队。与这场精彩的比赛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漫画家高桥洋一为世界杯专门制作的《足球小将》横幅,被看台上的日本球迷展开:横幅中央是身穿日本国家队队服的大空翼高举奖杯,周围是“追逐梦想”、“永不止息”、“一定要进球”等激昂的口号。

这是《足球小将》世青赛的一幕,由大空翼、三崎太郎、若林、早田、三坂、松山、葵真吾、日向、若岛津、曾我雄二、井川岳人组成的日本青年队,先后击败墨西哥、乌拉圭、意大利、瑞典、荷兰,最终在决赛中加时战胜巴西,捧起世青赛奖杯。在真正的世界杯上,日本球员曾把比利时逼到悬崖边。如果不是比利时在最后时刻的伤停补时阶段惊天逆转,《足球小将》中的梦想将进一步被照亮成现实。

这场世界排名第四的球队与亚洲排名第四的球队之间的精彩对决,让观众热血沸腾。赛后,不少评论认为,风靡全球的动画片《足球小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日本足球崛起的一个缩影。《界面新闻》评论称,《足球小将》自1981年问世以来,在随后的37年里,不断激励和鼓舞着日本青少年爱上足球、投身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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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足球正处于绝对的低谷,不仅未能晋级奥运会和世界杯,在亚洲杯上更是屡屡失利。而与此同时,日本的国球棒球在国际赛事中的人气越来越高,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日本足球的未来看起来十分暗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足球小将》开始连载。随着这部热血漫画的粉丝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日本青少年爱上了足球。有数据显示,1979年,日本12岁以下的注册足球运动员只有6.89万人;到1988年连载结束之时,这一数字已超过24万人。

1993年,J联赛启动,正式开启日本足球职业化之路。1996年,川渕三郎推出“日本足球百年计划”,提出:2015年跻身世界十大足协,足球人口达到500万人,2050年突破1000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10%),再举办一次世界杯并夺冠。这一系列目标在当时看来,就像热血漫画一样不切实际。

但伴随着《足球小将》的热度和日本人强大的执行力,“百年计划”的目标也逐渐实现:在“百年计划”提出后的第三年,日本队打进了世青赛决赛,虽然输给了拥有卡西利亚斯、哈维等人的西班牙,但还是夺得了亚军。根据国际足联统计,2010年日本足球运动员人数已达480万人,2015年则决心突破500万人的目标。今年世界杯,日本险些闯入八强,距离世界前十的目标越来越近。

腾讯大家好刊发了一篇题为《幸运的是,足球可能是中日差距最小的领域》的文章,作者叶可非指出,《足球小将》等优质的足球题材动漫作品甚至影响了日本足球的发展方向。中田英寿、中村俊辅、小野伸二、名羽浩史、稻本润一等一代明星中场的诞生,据说与《足球小将》中的主角大空翼由前锋改打中场有关。时至今日,本田圭佑、香川真司等日本足球的旗舰人物依然是中场球员。

由辻智创作的《GIANT》以天才中场出身的足球教练辰巳武为主角,着重表现教练的管理能力和对足球战术的掌控。叶可非认为,这部漫画甚至点出了日本足球的发展路径:“J联赛注重基本功,顶级球员一波波去海外,通过好的战术体系保持战斗力,通过青训实现内部培养,通过重视中场实现攻防平衡,弥补身体和对抗的不足。”1993年,日本国家队在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最后一轮失利,高桥洋一重启《足球小将》连载,推出《足球小将-世青版》。在世青版中,他不再强调个人能力,而是开始注重技术和战术上的变化。

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是日本足球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从1917年开始,全日本高中联赛每年举办一次(1941年至1945年停办)。日本4093支高中球队要通过各县争夺一个本县的参赛席位,入围的48支球队以单场淘汰制参加主赛事。全日本高中联赛为日本足球培养了大批青年才俊,冈崎慎司、本田圭佑、长友佑都、长谷部诚、大迫勇也、柴崎岳、乾贵士等现任国家队的主力都是从全国大赛中脱颖而出的。

此外,日职联赛各级球队也会选拔人才,接受专业训练。最优秀的球员经过几年的训练,就会进入一线队,加盟欧洲主流联赛;普通球员也可以直接在欧美各级俱乐部踢球。统计显示,目前在海外各级联赛踢球的日本球员多达305人。本届世界杯大名单上的23名球员中,有15人在欧洲主流联赛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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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青训体系中,“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相辅相成,日本足坛“败者复活”的例子比比皆是。据《光明日报》报道,日本队当家球星本田圭佑17岁时,被大阪钢巴U15队升入U18队的升班马窗口期拒之门外,不得不从家乡大阪转学至石川县足球名校圣礼高中。之后,他在日本U18全国赛上表现出色,被日本职业球队名古屋鲸八队签下,走上了职业足球之路。随后,他在欧洲足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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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写道,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职业足球的中国,由于年轻球员培养不足、职业联赛发展不正常,在足球方面一直落后于日本。2011年,日本有60万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而同年中国足协掌握的13-19岁注册球员只有3000人。中超联赛在反假球、反黑、反赌风波中受损严重,竞技水平几乎没有起色。“足协的使命是培养国家队和青少年,如果校园足球不管,把青训完全交给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俱乐部,本质上就是推卸责任。中国实行职业化后,把原有的职业青训体系推翻,后备力量的培养交给自负盈亏的俱乐部,直接导致人才培养出现缺口。”

奥姆真理教前教主麻原彰晃被处决:邪教为何能吸引日本高学历年轻人?

奥姆真理教的创始人麻原彰子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他患有先天性白内障,一只眼失明,还有一只眼视力非常差。创办奥姆真理教之前,麻原彰子毕业后在东京的一家针灸诊所工作,期间他多次报考东京大学但都没有成功,后来在千叶县开设了针灸诊所。创办奥姆真理教后,麻原彰子自称是教主,通过展示飘浮在空中的能力来吸引信徒。1989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取得宗教法人的认证,并开始在日本各地设立分会和道场,发行刊物,开始以年轻人为中心进行传教。

麻原彰晃的政治野心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大日本,并试图用武力推翻日本政府,建立“奥姆真理教”,进而征服世界。为此,他开始大规模没收信徒的财产,大量生产自动步枪和沙林毒气,并煽动信徒参与暗杀。据悉,他发动东京地铁毒气案的主要动机,就是谋杀乘坐地铁上班的公务员。此次毒气释放的千代田线、丸之内线、日比谷线均经过霞关,这里被称为“日本神经中枢”。日本政府的外务省、法务省、通商产业省、警视厅、最高法院等部门都在这里。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后,麻原彰子很快被逮捕。2000年6月2日,东京地方检察厅重新提起公诉,指控麻原彰子及奥姆真理教犯有策划密制武器罪和企图推翻国家罪。2004年2月27日,麻原彰子被一审判处死刑。2006年3月27日,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判决;3月30日,辩护团队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程序异议,再次被驳回;9月15日,最高法院驳回特别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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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6日,与麻原彰晃同日,6名奥姆真理教前骨干成员被处决,围绕奥姆真理教的一系列刑事审判落下帷幕。这起2006年就被宣判有罪的案件,直到12年后才结案,让很多人不解。媒体人、日本问题研究员陈阳在《观察家网》发表文章指出,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在执行死刑方面极其谨慎。一方面,日本国内外都存在不少观点认为死刑无法降低犯罪率、侵犯人权、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另一方面,根据日本法律,即使被判处死刑,死囚也有上诉的机会,流程比较长,这也是死囚通常不会被立即处决的原因。

陈阳认为,麻原彰晃处决时机颇具意义。由于日本明仁天皇将于2019年退位,皇太子德仁继位并更改年号,因此将奥姆真理教案件安排在平成年间处理,避免冲淡王室典礼的喜庆庄严气氛。同时,自民党将于9月举行总统选举。安倍政府此时处决麻原彰晃,符合主流民意,可作为政绩,助其在总统选举中赢得更多机会。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是日本首次使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恐怖袭击,这一事件彻底粉碎了日本安全、繁荣的国际形象,成为日本平成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随着幕后主谋被处决,奥姆真理教的阴影似乎已消散。然而,这一邪教组织如何吸引如此多的信徒,尤其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并促使他们发动反社会、无差别的杀戮,仍值得深思。

儿时侥幸逃过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恐怖袭击的微博红人“简木生”撰文指出,奥姆真理教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与日本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时期,恰逢日本社会面临极其严重的信任危机时期。人们开始排斥社会,而由于社会等级森严,年轻人出人头地太难。再加上对世界末日的恐惧,当时日本的年轻人迷茫而脆弱,感到“被疏远”、“被抛弃”、“无家可归”。在这样的背景下,麻原彰晃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宗教成为很多人寻求避风港和心灵慰藉的良方。人们试图通过宗教来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

据奥姆真理教1994年6月统计的名单,山梨县奥姆真理教总部共有信徒1114人,平均年龄27.6岁,其中年轻人占绝大多数,甚至还有东京大学等高材生。这些从小亲身经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享受经济繁荣福利的年轻人,坚信日本经济永远繁荣,因此有将人生目标转向“追求精神财富”的倾向,他们一步步被奥姆真理教洗脑,不能自拔。

村上春树曾出版过《地下》和《在约定的地方:地下2》两部非虚构作品,通过长达一年对大量毒气袭击受害者和奥姆真理教信徒的采访,真实再现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的经过,以及奥姆真理教信徒和事件目击者和受害者的感受。

1998年,村上春树与日本心理学家、前文化厅厅长河井早隈就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事件对“人性之恶”的反思进行了对话,他认为,在不自觉中陷入邪教的狂热信徒在头脑中形成了单一、扁平的世界观,用“只在有限盒子里适用的语言和原则”来证明自己,从而失去了对世界深度和复杂性的正常认识,强化了自我信念。

对于奥姆真理教信徒来说,信教就像“进入盒子”,是一种“绝对皈依”,在这个过程中,对常识的质疑和无理的怀疑都会被“这就是因果”这句话打消,而如此明确的解释也让信徒们进一步放下了戒备。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组织严密、信仰单一的组织,奥姆真理教需要通过外部制造“邪恶”目标来释放组织内部的压力,维持平衡。因此,就像纳粹必须挑起战争一样,奥姆真理教也对外界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直至东京地铁毒气惨剧发生。

村上春树认为,邪教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不能适应现有社会制度的边缘人群提供了一个出口,如何理解、接纳这些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现世)的人们,为他们提供生活的保障和生命的意义,或许是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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