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两篇关于中国足球那个年代的离奇事件的文章。一篇是1974年中国足球队访问南斯拉夫。世界杯期间，南斯拉夫足协安排中国队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世界杯，让中国足球界了解世界上最先进的比赛水平。中国足球队很高兴，踢了这么多年，没有看世界杯，真是一大遗憾，也阻碍了中国队的水平提高。没想到国家体委人事部下令，不许看，因为这是资本主义运动。还有一个笑话是，中国足球队访问美国，在亚特兰大机场要过安检，但中国队却接到使馆秘书的指示，不让过安检，不许给美国送礼物。让安检人员低头，这么嚣张，其实是天大的笑话，人们会指责他们根本不懂国际规则。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关于中国足球的第三个笑话，也是非常可笑的。
从1966年初夏开始，中国足球队和各行各业一样，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首先，训练停止了。这场浩劫对中国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足球也未能幸免。首先，各级体委领导被打成“贺龙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爪牙，体育系统陷入瘫痪。整个足坛人心惶惶，斗争的火焰四处燃烧。国家队头号前锋胡登辉因为家境贫寒，在日记中写道，要更加努力，才能出名。造反派要对他进行批判和斗争，理由是给剥削阶级翻案。胡登辉为了避免被批判，在北京洪山口附近自缢身亡。曾经担任国家队主帅的戴林静，因不堪忍受所谓历史问题带来的屈辱，和妻子一同自杀。以贺龙、荣高棠为首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推翻，国家足球队也和其他运动队一样，停止训练搞革命。运动员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教练员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但一个足球运动员几年不练，他的运动生涯就差不多结束了。那一代很多运动员都痛心地说，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啊！这个年纪，我们的球技才刚刚开始发扬，通过训练提高是最快的。可突然不让训练了，偷偷训练的都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走白领路线。
那时，国足主教练年维斯在一家工厂上班。
1972年，随着“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中美关系解冻，周恩来、邓小平主张拨乱反正，各界都想重整旗鼓，好好干。但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年年月月都要讲阶级斗争”。“月月讲课，日日讲课”的风潮又席卷而来。1974年，批判林、孔、周公之风盛行，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已经到了触怒天怒人怒的地步。体育界也唯恐落后，学“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草”，把新题目从“不要资本主义的臭奖杯”改了过来。
当年，年维斯从地方调入国家队。
时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的年维思十分心疼，前几年的风波毁掉了一批运动员，这些年，容志星、李周哲、迟尚斌等一批国家队球员刚刚被培养成为亚洲一流球员，为什么要撤回“批林批孔批周”的议题？运动员为什么要花大把时间“批林批孔批周”？运动员跟这些政治闹剧有什么关系？年维思说，几经波折，全队在训练、比赛、生活管理上都战战兢兢，生怕自己成为足坛的“孔二世”。 “被批、被打。”
而且一个铁律就是，只要上级要求，总有人主动违背良心去做。虽然当时没有人民币激励，但靠捉弄别人来升职的诱惑力还是不小的。中国国家队正在广州二沙头训练，记者们来了，由于都是运动场上的，都问教练员和队员们的近况。但后来队员们发现，他根本不问训练和比赛的情况，只是诱导队员说：“批评林、孔、周公的重点就是批评‘师尊’，我们队里还有孔子发明的‘师尊’吗？”这些运动员经历了1966年以来荒唐的岁月，几年下来，他们渐渐明白，运动员不好好训练，就大肆批评，是纯粹的游手好闲和自我毁灭的青春。当记者看到国家队队员不积极时，他进一步诱导：“你们教练向来以严厉著称，他是不是有‘师尊’倾向了？你们要大胆揭露，帮助他改正错误！”
当年，年维斯从地方调入国家队。
但运动员们还是不理会他。一位老运动员说：“运动初期，我批评过国青的执教，后来我才明白，国青的执教不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真正把足球搞好。年轻的运动员一定要记住我的教训！”
记者想到他投了个批判国足的题目，他的上司也认为足球影响力很大，批判孔子在足坛的余毒也有说服力。他见他一无所有，心里很着急，来到杨利民的宿舍，说：“你是八一队的，你是军人，军人要响应中央的号召，把批林批孔批周工的斗争进行到底。你导师确实有尊师重教的倾向，你给我们树立榜样，我们帮帮他，我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杨利民说，既然我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你还要我揭露批判什么？教练不严格要求，成绩怎么上去？
当记者发现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后，他灰溜溜地回京了，但他还是在报纸上捏造了一个故事，说国足对于批判林彪、孔子感到愤慨，认为只有消除孔子的影响，足球才能进步。
这简直是报纸上刊登的弥天大谎！
